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c der Sitten，英文為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以下簡稱為Groundwork）一書中，康德認為只有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才能當作真正的道德判斷基礎。 在康德看來，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與定言令式不僅互相排斥，且這兩者已經包含所有判斷的令式了。在Groundwork一書中，康德說道：

今一切令式或是假言地（hypothetisch），或是定言地（kategorish）發出命令。前者表明一個可能的行為之實踐必然性，而這個行為是達成我們所意願的（或者可能意願的）另一事物的手段。定言令式則是這樣的令式：它表明一個行為本身（無關乎另一項目的）在客觀方面是必然的。由於每項實踐法則均表明一個可能的行動為善的，且因之對一個在實踐方面可能為理性所決定的主體而言，為必然的，所以一切令式均是決定一種行為的程式，這種行為依一個在任何方面為善的意志底原則來說，是必然的。而今如果這個行為僅作為另一事物底手段而為善的，則其令式便是假言的。如果這個行為被表明為自身即善的，因而在一個自身合乎理性的意志中為其必然的原則，它便是定言的。（Groundwork，414）

在上述兩種令式類型中，康德表示「前者（假言令式）表明一個可能的行為之實踐必然性，而這個行為是達成我們所意願的（或者可能意願的）另一事物的手段。」一個人的行為，如果只是為了達成其他的目的，甚至是為了達到他的意願的另一事物的目的，康德表示這就是「假言令式」。一個行為本身（無關乎另一項目的）在客觀方面是必然的，且每項實踐法則均表明一個可能的行動為善的，且因之對一個在實踐方面可能為理性所決定的主體而言，為必然的，這樣的行為依一個在任何方面為善的意志底原則來說，是必然的，這就是定言令式。

而定言令式與假言令式，這兩者不相容的必然性概念，主要為假言令式是一種「主觀的必然性」，定言令式則是「客觀的必然性」。但何謂「主觀」，何謂「客觀」？這裡，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曾說道，主觀就是「其條件被他認定為只作為對主體的意志有效」，「客觀的」則是條件被認知為「對每一（任何）理性存有的意志（都）有效」。
康德這裡的意思，主要是要區別出，作為一套令式，哪一種規範被我們認為只對主體的意志有效，而哪一種規範又對對每一理性存有的意志有效。從這裡，找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作為對每一理性的意志都有規範之意義。

從這裡，康德導出只有定言令式可以作為所有道德行動的法則和規範，在Groundwork中，康德說道：

有一種令式，它直接命令某個行動，而不基於任何其他因這個行動而能達到目的，作為其條件。這種令式是定言的。它不涉及行為底質料及其應有的結果，而僅涉及形式及行為本身所根據的原則；而且此行為之本質的善在於存心，而不管其結果為何。這種令式可稱為道德底令式。（Groundwork，416）

「定言令式」就是「道德令式」，也只有「定言令式」才能作為道德法則的唯一令式。也只有這個令式，不涉及行為底質料及其應有的結果，且僅涉及形式和其根據的原則，才能作為普遍理性存有者的行為法則。康德曾說道：「一切表象之質料僅後天的給與我們，而表象之形式（Form）則必先天的存於心中，以備整理感覺，故必容許離一切感覺而考慮之。」 所謂「質料」（Materie），就是指表象與感覺「相應者」，而表象之「形式」，則先天存於吾人之心中。

但作為道德法則依據的「定言令式」，必須有根基，必須有來源，理性存有者怎麼具備這樣的條件？為什麼某甲有這樣的能力？某乙就一定有這樣的能力？這個基礎的來源何在？論述的基礎又在哪裡？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第一章，對於「善的意志」（guter Wille／good will）概念之分析，是以道德理性的分析作為基礎。康德認為這個「善的意志」的能力，早就存在於任何具備理性認知能力的存有者身上，這個能力根本無須透過後天教導，也無須透過經驗法則，就存在理性存有者的心中了。只是這個概念未被人們意識出來而已。並從這個善意志的概念出發，最後要導出一個可以作為人類生存的道德法則，而這個法則是具備「客觀原則」，且人人必須遵守的命令。康德曾說道：

在世界之內，甚至根本在它之外，除了一個善的意志之外，我們不可能設想任何的事物，它能無限制地被視為善的。
康德這段話，意味著一個具有理性知識的存有者，即使他在道德上並不是那麼完美，就算他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康德認為，其對「善的意志」皆能夠具有認知能力。而從上述的論述中，康德意味著兩件事：

一、「善的意志」一定具有「無限制的善」。
二、任何事物不可能具有無限制的善，除非它是「善的意志」。

這裡所謂的「無限制的善」，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無條件且絕對的善」，康德自己說道：「善的意志之為善，並非由於其結果或成效，…..也就是說，它自身就是善」（Groundwork，394） 善意志「本身就是善」，它無須靠外在的力量或環境，無須藉由其他的目的，來證明它就是善，因此，這個善是毫無條件且絕對就是「善」。對康德來說，「善的意志」就是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這一個意志都必然是絕對且無條件之善的價值。為了證明「善的意志」，康德又採取以下幾個方式論證：
他先用排除法排除了：

1、自然的稟賦

「理智、機敏、判斷力及其他可稱為精神底才能者，或者勇氣、果決、剛毅這些氣質底特性，在許多方面無疑是善的且值得期望的；但如果將要運用這些自然稟賦的意志（其特質因之稱為性格）並非善的，它們也可能成為極其壞而有害的。」（Groundwork，393） 理智、機敏、果決、判斷力，這些自然的稟賦，康德也稱之為「性格」，這些性格看起來很棒，也是大部分的人所欲求的。但這些好的性格如果在好的地方發揮，或許會有好的結果，但如果發揮在壞的地方，康德認為「可能成為極其壞而有害的」。一個人可以在做好事方面很剛毅、很果決，當然對人產生好的結果。但反過來？如果一個人判斷錯誤，卻依舊很剛毅、很果決，這個結果不就像康德所說的「極其壞而有害的」。因此，這些自然稟賦的性格是不能作為「善的意志」。

2、幸運的賦予

「權力、財富、榮譽，甚至健康及完全的福祉和對自己狀況的滿足，均歸於幸福（Gluckseligkeit）之名下。如果沒有一個善的意志在此矯正它們對心靈的影響，並藉此也矯正整個行動原則，而且使之合於普遍的目的，它們變使人大膽，且往往因之也使人驕慢。」（Groundwork，393） 。一個人的幸運，來自於命運的不可掌握性，財富、權力、榮譽，是一般人所欲求的，但是財富和權力的取得，並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可以獲得，它帶一點命運的色彩，並非你想要就可以取得。康德認為，財富、權力、榮譽，屬於「幸福」，是人們欲求的東西，但如果沒有一個「善的意志」來矯正它們的心靈，結果會怎樣？欲求的人們會越來越「大膽」，這樣的大膽，會讓人感到「不稱心」。因此，這種來自命運、幸運的幸福欲求，也不能作為「善的意志」。

如果一個人的性格不能作為善的意志，一個人追求幸福的動機也不能，那麼作為一般人生存的道德法則，究竟要具備怎樣的條件？這裡康德作了一個結論：

1、一切道德概念均完全先天地在理性中有其位置和根源，而且不論在最通常的人類理性中，還是在最高度思辨的人類理性中，均是如此。

2、這些概念無法由經驗的、且因而只是偶然的知識中抽取出來。

3、在它們的根源底這種純粹性中正有其尊嚴，故它們可充作我們的最高實踐原則。

4、我們給這些概念添加多少經驗之物，就必然也除去多少真正的影響及行為底多少無限的價值。

5、由純粹理性取得這些概念和法則，純而不雜地闡明之，甚至決定這全部實踐的或純粹的理性知識之範圍，亦即決定純粹的實踐理性底全部能力，這些工作不單在理論方面有極大的必要性（當問題僅涉及思辨時），而是也有極大的實踐上的重要性。（Groundwork，411）

「道德概念」要完全「先天地」存在於理性存有者，它不能從「經驗」中導出，它要具備「尊嚴性」且為理性存有者的最高實踐原則，更要從「純粹理性」取得這些概念和法則，並進一步「純而不雜」地論述闡明。如此，道德的價值既是先天的，就不能從主體去衍生出來。也就是說，道德律是先天的銘刻在人的道德意識（或良心）上，它不能從經驗中演繹出來，相反的，它在經驗以前，也在經驗以上，而且是經驗的判斷者。 如此，道德概念與道德法則，必須是理性的先天規則，且一切的理性存有者都必須有這樣的規則，這個規則對每一個純粹理性主體也是絕對有效的，這個主體的意志必須絕對順從理性規則。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曾經指出，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對它們反覆思考，它們所引起的「敬畏」和「讚嘆」，就越充溢我們的心靈：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康德建立道德法則，不是透過宗教的信仰，雖然他本身是一個虔信派的信徒；也不是透過科學理性的權威，雖然他生在一個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盛行的年代：他卻是透過一套倫理學的建立，來超越人的有限性。在那樣的年代裡頭，當許多人經歷著信仰的衰落，也面臨科學不斷的衝擊對價值的挑戰，但康德卻一步一步從《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把道德法則確定為實現自由的方向，進而建立起生命的終極關懷。

道德法則作為實現自由的方向，而「善的意志」先天的存在理性存有者的心中，所有人都不需被教導，而只需被指點。甚至評估我們行為的全部價值時，善的意志永遠居於首位，且構成其他價值的條件。（Groundwork，397） 如此，自由將不會無所根據，無限制的發展，而是有一套規則可以依循。善的意志就是實踐理性，實踐理性就是善的意志。而實踐理性是沒有「與料」的，因為一有「與料」，就變成經驗的東西，經驗的東西，康德已經講得很清楚，是不能作為道德法則的依據。 因此，最後康德的實踐理性就是一個純粹的「形式」，這個形式，康德導出了「定言令式」的，也就是說，「定言令式」成為實踐理性的規定，在這個形式中，道德的實踐才成為可能。

從善的意志出發，確立了所有實踐理性先天都具備這樣的能力，並確立了道德實踐的「定言令式」，康德建立了一套外界所稱的形式的嚴格主義（Rigorism）。

貳、無法證明的「定言令式」之困境

康德說明了「定言令式」就是道德法則的判斷依據，並且透過「定言令式」的分析，建構一門說明道德判斷的理性基礎的先驗規範邏輯學。這項劃時代的貢獻，讓康德在哲學的歷史上留下美名。但康德自己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中，卻未能把他自己這個重要的洞見做出清楚的說明。

Philippa Foot在〈道德作為假言令式的系統〉（Morality as a System of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的文章中， Foot 曾質疑康德將道德建立在「定言令式」的作法是不充份的。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中，康德所要論證的道德是一種自律的道德系統，要嚴格地與他律的道德系統分開來。直覺上，康德的想法與我們的道德觀是十分吻合的，因為我們不會稱一個收了錢才做一些事的人是道德的。同樣的，我們也不會稱一件事是道德的，如果這件事是因為要得到某些獎賞才去做的。但值得疑惑的是：我們是不是因此就一定要接受只有出於善的意志的行動才是道德的，其他非出於善意的行動（注意！並不一定就是出於惡意），例如有條件、或想達到關心他人目的的行動都不算？ Foot基本上同意康德「定言令式」可以與「假言令式」區分開來，但不認為因此就須給「定言令式」特別的地位，認為只有「無條件」或「無外在目的」完成的善行才是有道德價值的。

事實上康德透過一套形上學的論述，來建立道德法則的「定言令式」，也被G.E.Moore批評為「自然的謬誤」（the Naturalistic fallacy）（指善是一種不能定義的、不能分析的、單純的、獨特的性質）， Moore認為康德和其他哲學家在建立倫理學說時，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他們使用某種形上學的命題，作為導出某種倫理學的命題，作為導出某種倫理學基本命題的理論根據。」 但形上學這一語詞應該怎樣被理解？這個語詞是和「自然的」對立的。Moore認為形上學家堅持知識並不限於觸摸的到、眼睛能看到、以及感覺到的事物，他們一直所從事的工作，不僅處理存在於心靈事實中的自然事物（natural object which consists in mental facts），且也要處理在時間裡確實不存在的事物或事物中的性質（objects or properties of objects which certainly do not exist in time）。前者處理的對象就是自然的部分，但後者所處理的對象卻不屬於自然的部分，或者，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而Moore認為形上學家一直談的「善的」，所意指的性質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善性質』（goodness）不存在於時間中，而具有善性質的事物可以存在於時間之中（亦即再現世中存在著）。」

另外，Moore認為康德所犯的毛病，就是把「道德律則」和「自然律則」兩者混淆了，康德認為道德的行為永遠「必然地」要被「履行」，康德將「應該存在的事物」（what ought to be）和「自由意志或純粹意志所必須遵循的法則」（the law according to which Free or Pure Will must act）—只對於自由意志或純粹意志是可能的行為—予以等同。 而這樣的毛病，讓康德把「這件事應該如此」（This ought to be），當作是「這件事是被命令的」（This is commanded），認為敘述「道德法則」的命題是屬於「命令語句」（Imperative），因此，他假定了「這件事應該如此」就是「這件事是被命令的！」。

一件事「應該」如此，當然和一件事被「命令」如此做是不一樣的，而且是「非常的不一樣」。Moore認為，當我們說「你應該做這件事情」，我們的意思必定指「你被命令去做這件事情」—-這是一般形上學家常犯的錯誤。他們假定善具有一種稱之為「意志」（或自由意志）（WillS）的特殊超感官性質，從探討意志的基本特質我們就可以獲得倫理的結論，並且將此主張當作形上學倫理學的一般性假設，因此，才會把「應該」（ought）誤認為「命令」（command）。

在純粹意志中，「定言令式」做為客觀的實踐法則，其根源性的行動是要求以自身做為一論證原則，以為行為理由的正當性提供證成的理性基礎；然而，在人類的意志中，定言令式做為道德原則，卻是必須做為建構道德對象之存在的道德判斷程序。但康德自己對此卻沒有明確地加以區分，以致於他雖然一再強調定言令式的普遍法則程式已是「惟一的」的定言令式，但又為定言令式提出三種（以上）的不同程式，甚至最後更說只有「自律程式」才是「『惟一的』道德原則」（Das alleinige Prinzip der Moral），或「道德的最高原則」（Oberstes Prinzip der Sittlichkeit, GMS 440）。 康德的企圖是明顯的，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提出「定言令式」就是要作為一切行為實踐、行為導向之可靠「指南針」。 但這個企圖建立普遍的道德法則之宏大理想，卻無法解釋定言令式面臨的艱難。

另外，著重形式主義的康德，認為「道德價值」只是來自對於「道德價值」的尊重，卻將由感情、愛情所引發出來的行為，通通拋到道德以外的九霄雲外，從康德的角度看，道德與情感的關係是外在的。

舉例來說，如果某一個為人子女，體認到母親最快樂的事是：傾聽到兒女的心聲，那麼他可以想像到自己告訴母親自己心裡的話這件事，可以使母親快樂。「我應該常常找機會告訴母親自己心裡的話」涉及這個「我」對於討母親歡心與聽孩子告訴她心裡的話之間因果關聯性的認定。這與「為人子女應該孝順母親」或「為人子女應該使母親感到快樂」不同。後者顯然對每一為人子女者都有規範的意涵，而且相較於前者，它的必然性不是來自於任何一個「我」對於為人子女應該孝順母親與達到另一目的的因果關聯之認定。如果有人追問例子中的「我」：「為甚麼你（妳）應該告訴母親自己心裡的話？」，他（她）的回答會是：「因為這會使我的母親非常快樂」。這時，這種由愛情引起的行動，目的要給母親快樂，當然康德會認為根本不是道德行為，那是因為行為的背後有一個目的，但善的本身要本身就是善，不能帶著目的。因此，這樣的道德令式，基本上是屬於「假言令式」。

然而如果問到：「為甚麼為人子女應該孝順母親？」，他（她）的回答是：「因為這是為人子女應該作的」。這個人是否能用另一他（她）認定的目的，透過一種手段與目的的關聯來說明為人子女應該孝順母親？康德認為：「而今如果這個行為僅作為另一事物的手段而為善的，則其令式便是假言的。如果這個行為被表明為自身即善的，因而必然的以一個自身合於理性的意志作為意志的原則，它便是定言的。」（Groundwork，414）上面的回答：「因為這是為人子女應該作的」即在回溯規則本身的內容，表明其自身即是善的。這時，不同的答覆方法，所得到的道德令式卻是「定言令式」。

從這個案例，我們看出即使從感情、愛情出發去談一件事的行動，卻可能有兩種結果，一個是「定言令式」，這完全合乎康德的道德行動的準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時，卻是「假言令式」，不合乎道德法則，因為這樣帶著目的的行動，不合乎一個實踐理性的準則。

這裡，我們主要是要說明，當康德把定言令式作為唯一合法的道德準則時，把感情全部拋出道德法則之外時，認為感情不能合乎道德，這樣的論述，也是有褊狹的，無法把作為一個人面臨道德抉擇時，所面臨的種種情境完全概括在內，似乎讓道德法則顯得侷促，無法讓道德抉擇有更為周全的選擇。

註釋：

1.康德原著，李明輝翻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台北：聯經，2005），以下所有關於該書的引文，皆以此翻譯版本為主。
2 同上，PP.34-34。
3 陳瑤華：〈善的意志有多善？〉，《哲思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98年6月）。
4 同註一，P37。
5 Kant,Immanuel：《Critique of Pure Reason》(台北：馬陵出版社，1982)，P66。中文翻譯參考《純粹理性批判》中譯本（新竹：仰哲出版社，1984），P50。
6 同上，P50。
7 同註一，P9。
8 同註一，P10。
9 同註一，P9。
11 同註一，P9。
12 同註一，P30。
13 袁廷棟：《普通倫理學》（台中：光啟出版社，1976），P134。
14 同上，P135。
15 同註一，P13。
16 同註12，P137。
17 林遠哲：《論康德定言令式的共識討論結構─試從理性存有者的道德觀點闡述康德的先驗規範邏輯學》，《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三十三期（2007年3月），PP.183-232。
18陳瑤華：〈善的意志有多善？〉，《哲思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98年6月）。
19 Moore,G.E，蔡坤鴻譯.：《倫理學原理》（台北：聯經出版，1984），P20。
20 同上，P147。
21 同上，P148。
22 同上，P169。
23 同上，P171。
24 同上，P172。
25 同註16。
26 張鼎國：〈康德哲學中「啟蒙」與「思想中定向」問題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十三期（2005年1月），PP.61-95。
同註三。案例套用陳瑤華教授文章來說明。
參考資料

1、林遠哲：《論康德定言令式的共識討論結構─試從理性存有者的道德觀點闡述
康德的先驗規範邏輯學》，《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三十三期（2007年3月）。
2、袁廷棟：《普通倫理學》（台中：光啟出版社，1976）。
3、康德原著，李明輝翻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台北：聯經，2005）。
4、康德：《Critique of Pure Reason》(台北：馬陵出版社，1982)。
5、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新竹：仰哲出版社，1984）。
6、陳瑤華：〈善的意志有多善？〉，《哲思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98年6月）。
7、張鼎國：〈康德哲學中「啟蒙」與「思想中定向」問題的探討〉，《國立政治大
學哲學學報》第十三期（2005年1月）。
8、謨爾（Moore,G.E）著，蔡坤鴻譯：《倫理學原理》（台北：聯經出版，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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