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鄭維棕 （鄭維棕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生）

「廖文忠被打死的時候，整隻手都是爛扁的！」鹿窟事件受難當事人李石城說道。[1]

1952年12月28日傍晚，一萬多名軍警從汐止、石碇、南港等地，悄悄摸黑上山，將汐止與石碇交界的鹿窟村全部封鎖。直到29日一早，在山上的村民，才剛踏出家門，有些人在路上就莫名其妙的被逮捕了，並且立即送到位於汐止與石碇交界當時還叫做「鹿窟禪寺」的「菜廟」（現改為光明寺）的臨時指揮所。被捕的村民分別被關在菜廟的幾個廂房，一間擠了五、六十人，只能勉強蹲坐。而負責審問抓人的就是當時的保密局軍官谷正文。

「國民黨把鹿窟村的人抓起來以後，就集中到菜廟裡審問，其中，廖文忠被這些軍警用裝五十斤的茶袋裝起來，阿兵哥把他的雙手拉出布袋，放在地板的石頭上，其中一個人踩著他的手臂，另外一個人就用槍托轟擊他的手，就像椿米一樣，就這樣把他的整隻手都打到爛扁了。」廖文忠死後，他的家人撿骨，他的手掌沒有一塊好的，全部都是一塊一塊爛扁的骨頭。

鹿窟事件發生時的菜廟，今天已經更名為光明寺。圖為李石城在光明寺大門前講解鹿窟事件原委。

保密局動員了一萬多名軍警，在鹿窟亂抓人，一個晚上就抓了二三百人，「照監獄關犯人的規定，至少一個犯人應該要有一坪多的空間。但是保密局一個晚上抓了二三百人，全部集中到菜廟中，空間根本不夠。他們嚴刑烤問村裡的二三百人，犯人都被集中到菜廟裡。一個幾坪大的空間，就關著七十八個犯人，他們要所有犯人把雙手交叉放在頭後方，全部的人都蹲下來，一個挨著一個，不管男女都一樣，二十四小時都不動。被抓的鹿窟村民，蹲到腳都麻了，軍警就是不讓他們動。」李石城說道。

光明寺正殿正面左側為當時審問犯人的地方。

到了吃飯的時間，所有犯人被帶到菜廟的廟埕，犯人都不能喝水，他們只有給稀飯吃，菜就是這些軍警從山裡頭去跟村民偷挖來的菜頭（蘿蔔），竟然還騙所有犯人說這些都是他們去買來的。他們把菜頭做成菜脯簽，而且不加鹽。

「這些菜脯簽都是用酸醋浸泡成的，讓所有人吃了以後，大家根本變成完全沒有力氣，連走路都沒有辦法。「這是為什麼？國民黨這些軍警，不讓村民喝水，又怕被抓來的村民跑掉，他們就將菜脯簽浸泡酸醋以後，給所有犯人吃，然後在菜廟中擺了兩個桶子，不管男女大小便都要大在這兩個桶子。結果大家吃了太多的酸醋，又不給犯人喝水，結果兩個桶子內都是滿滿的起泡，而且起泡的高度還比桶內的尿水高。這是因為大家體內的蛋白質都被酸醋溶出來了，身體的蛋白質不夠了，大家都沒有力氣，而且腳都酸的不得了。」李石城說道。

國民黨把這些鹿窟村的村民都當成是共產黨，很怕他們跑掉了，因此，研究了這種用酸醋放在菜頭簽裡，讓村民吃稀飯配菜頭簽，又不准他們喝水，用這種手段讓村民完全沒有力氣，任他們宰割，連逃的力氣都沒了。而在這些被抓來的村民中，唯一跑掉的就是廖德成，他是利用一大早要去大便時，用身上穿的破棉襖放在以竹子做成比一個人還高一點的屏障上，在阿兵哥沒注意的時候溜走了。

此處為光明寺左側廂房，為當時的指揮官谷正文休憩之處。

鹿窟事件發生於民國41年（1952）的12月28日，至今年（2013年）已經滿六十一週年。鹿窟事件前，台灣正經歷慘烈的二二八事件，整個台灣的氛圍充滿的肅殺的氣氛。而國民黨因為被共產黨打敗，一路撤守台灣，蔣政權的統治基礎甚為薄弱，因此，對於共產黨的任何風聲都充滿著風聲鶴唳，也讓台灣的民眾，在這樣的肅殺氣氛中，動則得咎。風景秀麗的鹿窟，原本以產茶著名，卻因為被為數甚少的共產黨當作基地，讓鹿窟最後陷入水深火熱中，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白色恐怖事件。

事實上，鹿窟事件主要領導人僅有楊上級（即陳本江）、政委陳當和、書記呂赫若、指導委員陳春慶（大李石城五歲）、廖學禮（李石城稱其為蕭指導員）。這些人可能有些人曾經參加過二二八抗暴事件，在事件失敗後，集結到鹿窟。有些則是可能對於國民黨的極大失望，懷著理想主義開始對於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想法（如呂赫若），這些人對國民黨失望，以鹿窟作基地，成立了「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對抗陳儀的暴政。

國民黨在抗戰勝利以後，不久即爆發國、共內戰，雙方廝殺鏖戰了三年多，最後國民黨敗退台灣，而中共席捲大陸。當年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戰勝國民黨，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共潛伏於國府內部和國府統治區域的地下黨，發揮了相當大關鍵性的作用。共產黨在全國各地幾乎都有地下組織，在關鍵時刻這些地下組織，不是提供情報就是陣前起義，讓國民黨根本無法應付，最後敗退台灣。

而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相對於大陸遭到中共地下黨的滲透，反而是輕微的。這是因為在日治時期，雖然台灣也有共產黨組織，但日本在三０年代曾經實施台灣「全島大掃蕩」，台共的勢力幾乎全面瓦解。光復初期，中共中央決定在台灣成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即一般稱的「省工委會」），任命有「長征」經驗的台籍幹部蔡孝乾潛往台灣，組織中共台灣地方組織，而「省工委會」成立後，立即透過各種管道，全面滲透台灣各個階層。經歷國共內戰敗退來台的國民黨，人人「談共色變」，又經歷台灣島內大規模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在38年以後，開始在島內實施全力掃蕩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行動，幾乎不分青紅皂白的到處整肅異己，讓全島陷入人人自畏的「白色恐怖」時代。[2]

這是現在光明寺的地址，石碇區碇南路二段鹿窟巷17號。

「省工委會」的台籍幹部蔡孝乾為彰化花壇人，早在日治時期即加入共黨組織。民國17年曾任台共中央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民國21年進入中共江西蘇區，任「反帝總聯盟」主任，民國23年隨紅軍長征西竄，於24年抵達陜北蘇區，25年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26年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民國34 年9 月，蔡向中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報到。經張、曾等協助，蔡隨即趕赴上海，洽調來台幹部。於此同時，中共華南局亦派出幹部陳澤民、林英傑、洪師樵和張志忠等，先行組成「省工委會」領導幹部，從各地奔赴上海與蔡會合。而後首批入台人員還先在上海受訓，學習有關國內外形勢、台灣島內局勢、游擊戰略戰術、地下工作紀律和注意事項、開闢台灣新區伕務等。學習結束後，在當年12 月下旬，「省工委會」才在上海正式成立，由蔡孝乾、陳澤民、洪師樵、張志忠和林英傑5 人為領導班子。蔡擔任書記，陳澤民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洪師樵任宣傳部長，張志忠任武裝部長，林英傑負責聯絡工作。

民國35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志忠（化名楊春霖）帶領由滬至台，開始在台灣展開活動。張志忠來台後，迅即與舊台共份子謝雪紅、楊克煌、王萬得、林日高、廖瑞發、林樑材、簡卲等人取得聯繫，南北奔走，密建立基地。當時吸收地下黨員約70 多人，成立的基層黨組織有台北、台中兩個工委及台南、嘉義、高雄三個分部。舊台共重要幹部廖瑞發更是扮演重要角色，蔡孝乾並任命他為「省工委會」台北分部的書記，並責其成立中共外圍組織「新民主自治聯盟」。其後，蔡孝乾召開「省工委會」領導幹部會議，重新做任務分工，由陳澤民負責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工作，洪師樵專責台中、南投地區，張志忠則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林英傑則負責聯絡工作，蔡孝乾則統籌全省工作。[3]

陳本江在鹿窟建立基地

而根據當年國民黨官方文件所指出，蔡孝乾並且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並且指派陳本江等人到鹿窟上山勘察。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而著名的台灣早期作家呂赫若也參與這次在鹿窟基地活動。

統籌台灣省工委會的蔡孝乾所以會選擇鹿窟做為武裝基地，主要的原因是鹿窟村位於台北與基隆近郊，地形複雜，形勢險要，且向北可以經玉桂嶺、坪林，進入姑婆寮、倒吊嶺；向南可以通達新竹、苗栗山區，進可攻，退可守，且離基隆沿海非常近，西又可控制整個台北地區，共產黨建立台灣武裝基地的最佳地點。

李石城在鹿窟事件入獄時才十七歲，在所有村民中相當年輕。「鹿窟事件中，被抓的村民幾乎都目不識丁，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而真正在鹿窟村活動的共產黨沒有幾人。」李石城說道。

右下邊這塊基地，就是當時村民在此練正步、柔道的地方，過去是李石城家租來的茶園。

鹿窟事件被抓的村民，幾乎不是在地的農民，就是做工和煤礦工人。將近六十年前，大多為礦工和農民的鹿窟村。村上住了約二百多戶人家，由於山上物質貧乏，因此，大多數人都是以務農為主。六十多年前的汐止、石碇，不僅山下的生活貧苦，山上的村民由於交通不便，更彷彿像是世外桃源。由於山上的居民的教育程度不高，就算這些共產黨員想要在這裡搞個武裝基地，純樸的村民即使被邀來參加訓練，也都是懵懵懂懂，根本搞不清楚什麼叫做共產主義，什麼叫做武裝基地，更別談什麼是意識型態了。

「這些土匪兵要把我抓起來時，根本連問我到底怎樣都沒有，我母親五十歲生下我，我的父親則是六十二歲。我被抓的時候，我母親已經六十七歲了。那時物質生活條件不好，我母親的牙齒也都掉光了。這些土匪兵到我家來抓人的時候，問我說跑到哪裡去？我說我哪有跑到哪裡去，一個阿兵哥就用握槍的手直接從我的左臉頰打下去，我的嘴巴都是血，還掉了兩顆牙齒。我母親看到了，心疼就說你們怎麼打人？一個阿兵哥又不知怎樣的踹她，讓她摔到門前的階梯，滿臉是血，我母親滿臉是血還一面說，城仔，你要吃的飽，不要煩惱我啊！…..」李石城被抓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而且當時年記只有十七歲，對於外面的世界根本完全不知道。

至於另一位被抓的陳久雄，當時只有十三歲，他是一早要到學校的山路上，就莫名奇妙的被抓，不但被毒打一頓，還被管訓七年，到二十歲時才被放出。根據統計，汐止、石碇等地被捕的人約有四五百人，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按照張炎憲的統計，有三十五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十二人，其餘九十八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865年，而鹿窟村受牽連的村民則有二百多人，形同滅村。

「廖學禮（蕭指導員）、王忠賢、呂赫若到鹿窟來的時候，曾經住在我的表哥鄭連發在四分尾山的家裡，那時候我還很小，都要在附近的田裡牧牛種田，我的表哥因為和我是親戚，所以這三個人來住他家時，也不怕我知道。他們住的房子叫做虎尾寮，也就是用一根橫樑和兩根柱子做成，然後再用蘆葦鋪在橫樑上，做成簡單的像三角形的草寮，因為草寮很低，人要測著身，三間草寮都是我蓋的。他們沒有米、鹽的時候，就會要我到山下的街上去買，我從山下背著米、鹽上山的時候，要走二個半小時才能到。」真正的共產黨幹部事實上只有幾位，大部分都是鹿窟村的村民。「那時，他們在四分尾山的一塊李石城家租來的茶園（現為石汐路旁的聖安宮前的空地），有時就在傍晚時分，找村民七、八人或五、六人，在茶園練起踢正步、柔道，因為沒有槍，就隨意拿起竹子當作槍來練習。茶園旁的一棵樹上，到傍晚時分，還會掛起五星旗。」李石城說道。[4]

然而，很有意思，這些村民並不是因為意識型態或真正參加共產黨而練習，乃是因為這些共產黨主要幹部和他們建立不錯的關係，並不是因為要成立武裝基地而搞這些活動。更有趣的是，帶領一萬多名軍警包圍鹿窟村的指揮官谷正文事後還跟李石城說道，所謂的五星旗根本是假的，因為他們連角都畫錯了，變成了「六星旗」，根本不是共產黨的五星旗，連這個旗幟都搞錯了。

最右側山坡地，即是廖學禮等曾經居住一段時間的地方，並在這裡掛起五星旗。

而所謂武裝基地的包圍行動中，國民黨在鹿窟村濫抓無辜後，搜遍整個山區，竟然只搜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土造手榴彈165枚，土造地雷7個，和炸藥2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而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與國民黨所稱的武裝基地差距甚遠。

鹿窟事件以後，影響汐止甚為廣泛，不僅在政治上的影響，讓台灣民眾更是噤言，更重要的是原本汐止十三分的重要產業「茶」，受到嚴重波及。受到鹿窟事件影響，許多壯丁被抓被殺，受害與未受害的居民更如「驚弓之鳥」，大量逃離居住地，而更多的是被抓被殺，讓原本產茶著名的汐止、石碇一帶山區，成為荒原，讓汐止的茶葉自此一蹶不振，不僅扼殺汐止重要的特色產業，也讓茶葉向更後山流竄，造就今天坪林茶葉在台灣重要的地位。

為了紀念這段歷史，在原來的菜廟與南港、汐止交界處，台北縣政府特別建了一座「鹿窟紀念碑」，碑文上寫著：「今日立碑，除追悼冤屈，緬懷往事，更要記取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躪人權的教訓，共同攜手為建設台灣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

呂赫若與廖學禮

▲國民黨大圍山，上級指導廖學禮跑到汐止東山躲藏，因為被舉報，又跑到石碇五坑附近的山區，在現在的「光明幹118」電線桿正對面山坡，舉槍自殺。

在鹿窟事件中，最受矚目的另一個人就是台灣早期作家呂赫若。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年生，台中豐原潭子人。出身於地主階級，呂赫若在1934年由台中師範畢業，次年就以處女作〈牛車〉刊載於日本《文學評論》雜誌，受到台灣文壇廣泛的矚目。並且經由中國作家胡風翻譯成中文，與楊逵〈送報伕〉以及楊華的〈薄命〉，被選入《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為日治時期首次被介紹到中國的台灣小說。

呂赫若對聲樂也有專長，曾擔任過音樂教師，且有過一年多的舞台經驗。他主要的代表作品還有〈牛車〉、〈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及〈清秋〉等，因此多才多藝的呂赫若有「台灣第一才子」的封號。對於呂赫若的研究，資料相當多，其中都是屬於其文學、藝術方面的專著或者是論文，但對於其在鹿窟事件中怎樣參與共產主義，則研究相當的稀少。目前我們這方面的資料，全來自李石城先生的口述資料。

呂赫若到底是左翼作家或者共產主義者，目前沒有專研的著作。從呂赫若1930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牛車〉中，一直到1947年最後一篇小說〈冬夜〉，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一個脈絡，就是呂赫若沒有偏離過左翼作家的思考，他在書中專注揭露台灣封建社會意識的落後與愚昧正因為他具備這種強烈的批判意識，即使國民政府來台後，他依然維持高度的批判精神。[5]呂赫若因為這種理想性格，在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後，才會起來反抗暴政統治，而於1950至1959年，參與鹿窟事件而死難於石碇附近的鹿窟，享年僅三十八歲。

石碇鄉蚯蚓坑28號正對面的山坡竹林區，就是呂赫若被毒蛇咬死之處。該處也正位於石碇永定國小的對面山坡。

根據李石城親身的經歷，呂赫若是在1959年5月23日晚上11點30分，在鹿窟的竹林上方被龜殼花毒蛇咬死。這個位置在現在的石碇區永定國小對面的山坡地。該位置為李石城姊夫蘇金英的住家附近。「5月24日我的姊姊告訴我，不要到她家竹林上方的水源地去，因為昨天晚上有一個人被毒蛇咬死，這個人就是呂赫若，當晚由我的姊夫蘇金英、王忠賢、陳春慶三個人親手在附近將呂赫若埋葬了。由於怕國民黨的特務搜山發現，三個人特別將埋葬呂赫若的地方，土堆都用平整了，讓人完全看不出這個地方有埋過人。」李石城說道。

至於蕭指導員廖學禮，則是在石碇五坑附近的山區（現址在「光明幹118」電線桿對面山坡）被發現。這是因為鹿窟事件發生後，廖學禮等人也跟鹿窟村的民眾一樣，被軍警圍捕，廖學禮就跑到汐止東山這一帶，因為肚子餓，就在山上向山上人家偷飯菜，被人發現了，就向軍警舉報，廖學禮就從東山翻過四分尾山，跑到石碇的五分坑附近山區，在現在的「光明幹118」電線桿對面的山坡，被軍警包圍後，拿駁殼槍自盡。

「廖學禮是左撇子，但也能用右手吃東西、寫字，但主要還是以左手為主。軍警包圍後，都說他被他們打死，但是根本不是這樣。廖學禮死後，軍警用椅子四個人把他抬著在汐止繞街宣示，說打死共匪了，最後把他抬到菜廟裡，叫所有菜廟中被抓的村民都要出來看。我當時年記小，也認識他，他人也是斯文有禮，我們許多村民也懷念他，我把蓋他頭部的遮布拿掉，看到他的頭是從左太陽穴進去，從右邊出來，裡面的腦隨都空了，谷正文還說我這個小鬼膽子怎麼這麼大！」國民黨軍警到處宣揚說是被他們打死，到處邀功，但是我從太陽穴的角度看，他是左撇子，這明明是用左手自殺造成的結果，根本不是這些特務說的是他們把廖學禮打死的。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一~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古正文口述、許俊榮等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台北：獨家出版社，1995）。

⊙林書揚著：《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92）。

⊙張炎憲、陳鳳華合著：《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2000）。

⊙張炎憲、陳鳳華合著：《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50~70年代文獻專輯戒嚴時期台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50~70年代文獻專輯戒嚴時期台灣政治事件事件檔案、出版資料，報紙人民索引上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藍博洲著：《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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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石城口述，鄭維棕紀錄：新北市汐止區光明寺現場，2013年7月6日下午1點30分。

[2] 陳正茂著：〈記光復初期中共在台之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北台灣通識學報》第五期（2009年7月1日），pp183-209。

[3] 同註2。

[4] 李石城口述，鄭維棕紀錄，新北市汐止區四分尾山鹿窟事件踢正步、練習柔道之茶園原址，現為聖安宮前之廣場，2013年7月6日下午4點。

[5] 李坤隆著：〈論左翼知識份子的書寫策略及啟蒙立場—以呂赫若小說〈牛車〉為例〉，國立彰化師大臺灣鄉土教學資源中心（2008年12月31日），網址為http://blog.ncue.edu.tw/sa_tl/doc/3799 。〉

筆者與李石城合影，正對面即廖學禮自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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